赵凤昌与张之洞朝夕相处，关系过密，位压同侪，不免引用一些乡人，且在同僚之中碍难避免有亲有疏，自然使人妒忌反感，招致不少飞短流长。自古官场是非之地，相互攻击已成家常便饭，本不足为怪。

　　果然1893年(光绪十九年)晚清政局爆发了一场“张之洞大参案”。据刘成禺的民国笔记小说《世载堂杂忆》记载。此为大理寺卿徐致详受翰林周锡恩鼓动，为周锡恩官报私怨。利用张之洞的某些所谓缺点，向皇帝告状所引发。

　　其中一条重要罪名涉及赵凤昌，指责张之洞误用赵凤昌，赵替人钻营缺差，声名狼藉等。

　　原来此事起因是赵凤昌与周锡恩之间的一段宿怨。

　　1891年张之洞寿诞，各路下属臣等纷纷拜寿。周锡恩时在张之洞属下，投机取巧，抄袭前朝龚自珍的《阮元年谱序》改头换面，凑了一篇寿文送去充数。张之洞是当时大学问家，熟读经史，博览群书，对此竟然未曾识破，反而向人称赞周文写得甚好。

　　赵凤昌虽非进士及第，却也精通史书典籍，首先识破此文有假，便私下告知张之洞。初时张并不全信，岂料一查《龚定庵文集》，果然发现造假是真，从此对周锡恩印象变坏，认为他“文人无行”就此疏远。

　　为文造假，有辱前贤，此事对翰林周锡恩一介大文士而言，乃极端劣迹，周自然对赵凤昌恨之入骨。

　　也是时来运转，周锡恩凭借自己刁钻古怪之才奉调北京做了京官。而对张之洞、赵凤昌知其当年底细，心犹耿耿，就鼓动大理寺卿徐致详参劾张之洞，攻讦赵凤昌。

　　光绪皇帝本对汉族重臣张之洞有所警惕，对此参奏十分重视，批交李瀚章、刘坤一两位大臣查办。

　　李，刘二人和张之洞关系一向尚好，自然回护张之洞。为顾全参奏京官面子，只能牺牲赵凤昌，认同他有“揽权招摇”的情节，把屎盆子扣在他头上，光绪亲自批示将赵凤昌革职，永不叙用。

　　此事件埋下了赵凤昌日后坚决反清的种子，对赵凤昌后来的行事为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。有尊严，有大智慧的人物不怕人骂，却怕羞辱。所谓“揽权招摇”四字。“揽权”对任何一个官宦而言都是天职，不揽权，何来用权，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，份所应当，理直气壮。至于“招摇”则是浅薄轻狂，恃才傲物，被官场引为大忌，让人见了十分的讨厌而羞辱嘲笑。

　　艺术家为了突出自己，搏一个出位，抢一个风头或称天皇巨星、天下第一、花样再多，尚可理解。因为艺术靠的就是招摇过市，哗众取宠。所谓 “江山如画!”就是“江山不如画”，但谁都清楚画家永远大不过江山，其实也是哗众取宠;所谓 “说的不如唱得好听。”更是哗众取宠，而杂技，相声，电影，戏剧，无一不需哗众取宠。艺术小道，人皆可为。这说明再大的艺术家，也是小人物，闯不出大祸。

　　西方有句谚语“那些巨大的错误，是属于伟人们的。”意思是指政治非同儿戏，不可开玩笑。官场政治最忌招摇。因这个圈子神经最为敏感，到处都是玄机，防不胜防，况且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?”为官也是谋生之道，要谋生就不免有些左道小术，牵一发动全身，弄不好就闯出大祸，全世界概莫能外。

　　因此，官场本身是一个高级智慧交织而成的既有是，也有非，既有贤人相挺，又有嫉贤妒能的超级人物云集场所。稍不谨慎，便会惹出麻烦，招人侧目，甚至背后加害。因此为官实属不易，虽说能入仕的都堪为俊杰，但毕竟还是凡人而已!

　　对赵凤昌所谓的纠结乡党“招摇”的情节，后来经查证并无实据，李瀚章的结论是属于“官场陋习，在大吏左右者，皆目之为要人，趋附谣诼，皆由是起。”意指对大臣身边的秘书硬冲上去拍马屁，系官场陋习，不足为据。

　　刘坤一的结论虽也有“迹近招摇，以致物议沸腾，声名狼藉”的形容，但前提却是“赵凤昌籍隶江苏，……张之洞颇信用之，该员虽无为人营谋差缺实据，而与通省寅僚结纳最宽，其门如市。”意指，赵凤昌声誉不佳，朋友多得离谱，但关键是没查到做坏事的证据，反而证明赵凤昌如此好的人缘，如此多的朋友，如此大的影响力。正所谓“名满天下，谤亦随之。”

　　但喜交朋友“四海五湖”的性格，搞得门庭若市也确实为赵凤昌惹来了麻烦。因为友多言多，言多必失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但塞翁失马焉知祸福。后来也正是因为他能力超群，人脉丰沛，北京话讲，没他不认识的。令他在辛亥革命突然爆发的塌天乱局之时，接生了民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