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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动态】《民国诸葛赵凤昌与常州英杰》序言一

2010-11-10 14:17:34 来源:艺术家提供作者:冯天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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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笔者怀着双重敬意,向读者诸君推荐《民国诸葛赵凤昌与常州英杰》。

  第一重敬意奉献给辛亥革命,第二重敬意则奉献给为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作出特殊贡献的赵凤昌。

  公元1911年10月10日(干支纪年辛亥年八月十九日),由革命党策动的湖北新军起义在武昌爆发,经一夜激战,起义者夺取省城,次日即布告天下——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,九角十八星铁血旗取代黄龙旗,飘扬在武昌城头。

  此后四十多天,民军在汉口、汉阳与南下清军激战,湖南、陕西、江西、江苏等省则纷起宣布对清廷易帜独立,两百六十余年的清王朝以及沿袭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的崩溃,已成不可阻挡之势。

  值此历史关头,革命党的“共主”孙中山从美国转赴英国,为未来的共和政权争取外交及财经支特;革命党的另一领袖、多次武装暴动指挥者黄兴则从香港赶往上海,偕宋教仁等奔赴武汉前线,随即投入阳夏苦战。

  清政府方面,在怒斥弃武昌而逃的湖广总督瑞澂、统制张彪的同时,立即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新军、海军大臣萨镇冰率领舰队,从水陆两线合击武汉。然而,北洋新军并不听调于满洲贵族荫昌,清廷只得曲意敦请三年前罢官在家乡河南彰德洹上的袁世凯,袁氏则一面与朝廷讨价还价,一面集结北洋部属徐世昌、冯国璋、段祺瑞等,对湖北民军给予军事打击,在夺取汉口、汉阳之后,又与民军停战议和。袁氏的谋划是,以民军及各省独立的威势,迫清廷交权给袁氏;又以手握重兵及汉阳一胜之威为资本、以清帝退位为诱饵,迫民军让权袁氏。

  英、法、日、俄、德、美列强,密切关注中国政情的剧变,一面竞相往长江中下游调集军舰等战力,对民军保持军事压力,一面在清民两方加紧外交斡旋,试图火中取栗,保护并扩大其在华利益。

  辛亥年末的中国,确乎存亡危急之秋,既预留着创建共和的机遇,也面临着分崩离析、列强干涉瓜分的危险。

  当此千钧一发之际,一批江浙沪士绅,聚会于上海南阳路10号的一座名叫“惜阴堂”的小洋楼,商讨中国的去向,而楼主是布衣赵凤昌。

  常州人赵凤昌(1856—1938),不仅是“惜阴堂”聚会的东道主,更是民国建立前后一年间一系列聚会的精神主脑。

  赵凤昌曾任湖广总督张之洞首席幕僚,昔时武昌有“湖广总督张之洞,一品夫人赵凤昌”的戏语流传,足见赵氏在张之洞主持的“湖北新政”中的作用不可小视。后因政敌攻讦,张之洞忍痛罢黜赵凤昌,赵氏自此脱离官府,却携带着张氏的关系,以一介布衣活跃沪上,赵宅不仅成为张之洞搜集内外信息的基地,也是湖北派往海外留学者的中转站。赵凤昌更在工商经营、政治交际中,建立广泛的中外人脉,社会影响力日渐张大,在戊戌变法、东南互保、《苏报》案中,赵氏皆起到穿针引线作用。

  由于赵氏明确了自己的清朝体制外身份,又在华洋杂处的上海不断汲纳新知,故其政治倾向日趋进步。至辛亥首义前后,他的反清立场已基本形成,不过他决非那种呼唤高调的猛浪之士,而是实实在在地于沉潜中推助时代大潮。他与其密友庄蕴宽(1866—1932)等江苏常州系人士,在辛亥首义前后运筹帷幄,折冲樽俎,同革命党人、立宪派、清朝汉官均有深度联系,并与英、法、日、俄的驻华使团相沟通。其在上海的寓所“惜阴堂”,成为辛亥首义后一段时间江浙沪政要、士绅与革命党聚会议事的要地。武昌起义不久,赵凤昌即拟订政见五条:

  保全全国旧有疆土,以巩固国家之地位。

  消融一切种族界限,以弭永久之竞争。

  发挥人道主义,以图国民之幸福。

  缩减战争时地,以速平和之恢复。

  联络全国军民,以促共和之实行。

  此确为老成谋国之金玉良言。为实现此五条,赵凤昌等仁人志士进行了不懈努力。

  武昌起义消息传至上海,赵氏即邀集张謇、庄蕴宽及同盟会会员黄炎培、立宪派人物雷奋、孟森等来惜阴堂会商应对之策。上海光复,赵凤昌又与张謇居中调停,赵氏寓所惜阴堂成为南北代表幕后商议地点,并约定在上海,由江苏代表雷奋致电各省,派代表前来讨论“将来国体、政体根本计议。”

  当阳夏战争激烈展开之际,黄兴以红十字救伤队作掩护,乘英轮从上海赴武汉,时为中学生的赵凤昌的女儿赵志道,参加救伤队勇赴战火纷飞的武汉,赵凤昌亲登轮船甲板为女儿送行,赵志道开始还担心父亲阻拦,但赵凤昌“既未责难,亦未劝阻,且慰勉有加”,自此女儿始知“先君早已倾向革命矣”。

  孙中山1911年秋冬之际从美国取道欧洲、香港,于12月25日返回上海,首先与同盟会黄兴、宋教仁等商讨组建政府诸事,次日即拜会惜阴堂主人赵凤昌。孙中山还有聘赵凤昌为民国“枢密顾问”的计划。

  赵凤昌的女儿赵志道从阳夏战争前线“乘船返沪”,见到一个颇有历史意味的场景:

  先君已除辫,终日与各方人士讨论国事。座上客有章太炎、孙中山、宋教仁、戴天仇、张季直、庄思缄、汤蛰仙等。所议为电请清帝退位及劝袁世凯赞助民国等事。南北议和时,先君常去观渡庐与伍廷芳策划和议条件。闻五色旗寓五族共和意,嘉禾国徽寓以农立国意,皆出先君倡议。

  以惜阴堂为枢纽,江浙沪士绅与孙、章及宋教仁、戴季陶(天仇)、张謇(季直)、庄蕴宽(思缄)、汤寿潜(蛰仙)等人议及民国创建的种种关键问题,又与湖北军政府及袁世凯、冯国璋的北洋势力交相往还,并同外国使团反复沟通,竭力预防列强干涉,促成清帝退位,从而对辛亥首义以后的中国政局走势发生影响。

  辛亥年底,革命中心已从武汉转移到沪宁,当然是全国大局演变、各方力量对比所致,然与赵凤昌等人前台幕后的纵横捭阖,有相当关系。人称赵凤昌为“民国产婆”、“山中宰相”,实不为过。此时的赵凤昌一力支持孙中山、黄兴。后来袁世凯称帝野心日益昭著,赵凤昌等又首先主张袁世凯从大总统位下台。

  赵凤昌等常州系人士在辛亥首义—民国创立这一历史关头,心忧天下,超越党派,运筹帷幄,大处着眼,实处着手,且始终与历史前进的大方向相切合,诚古今中外罕见之布衣谋略大师,称之为“民国诸葛”颇为恰当。

  从历史的纵深处考察,赵凤昌等常州系人士对民国创立发挥重要作用,不仅归之于他们的政治智慧,更与其厚重的经济—文化含量大有干系。

  就经济言之,自明清以来,尤其是近代以来,江浙即为中国首富之区,故治理天下所赖不出二者:“西北甲兵,东南财赋”。在某种意义上,惜阴堂参议者便代表了“东南财赋”,这是惜阴堂意见举足轻重,无论孙、黄还是袁世凯,乃至外国人必予重视的原因之一。

  就文化言之,自明清以来,尤其是近代以来,江浙乃学术渊薮,乾嘉以降的今文经学发达于此,庄存与、庄述祖、刘逢禄、宋翔凤开创常州学派,上承《公羊》经说,下启道(光)咸(丰)的龚自珍、魏源,以至光绪间的康有为,成为近代变法思潮的一大源流。因之,从1911年辛亥革命往前推的晚清新政,“中国近二十多年一切进化之动机,皆发起于东南而赞成于西兆。”是当时所有政界人物们都一致公认的事实。清民之际的赵凤昌、张謇、吴殿英、庄蕴宽等承袭“通经致用”、改革求变的家训祖脉,在新时代召唤下,一路走来,顺应并敦促辛亥首义、民国创立这一伟大历史转机,此诚旷世之伟观也。

  赵氏等常州系人士,其功在民,其绩当垂之于史。然而,在此前大半个世纪,由于国民党修民国史有意无意排除本系统之外人士的历史作用,后来诸学者的辛亥革命史又重在表述革命党的活动,加之文献材料尚未披露,赵凤昌等常州英杰在民国创立间的卓异劳绩,基本上湮没未彰。近年正式面世的《赵凤昌藏札》及相关文献,披露了赵氏等常州英杰在民国创立间的实绩,而吴欢君所撰《民国诸葛赵凤昌与常州英杰》更使封尘的人物、封尘的史实得以灵动的昭显。

  吴欢,祖籍常州,高祖吴殿英协助张之洞组建湖北新军,祖父吴瀛乃故宫博物院创始人之一,父吴祖光、母新凤霞为现代艺坛双璧。吴欢承袭常州文脉,怀着崇仰先哲、恢复历史本真的激情,锲而不舍地追查新鲜史料,挥舞潇洒之笔,写出这部亦文亦史的书,丰富了我们观察辛亥革命史的视域。

  恩格斯(1821—1895)晚年提出“历史合力”论,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由一种力量推动的单向、直线式进程,他指出——

 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: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……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,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,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,即历史结果……[2]

  辛亥革命、民国创立,作为划时代的历史事变,正是由“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”相互博弈造成的“一个合力,即历史结果”。赵凤昌及常州系人士,正是构成这“合力”的一种要素。而案头的这部书,有助于我们走出单线历史观的窠臼,加深对“历史合力”的认识。

  [1]见《赵凤昌藏札》第一百零七册电稿函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。

  [2]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四卷,人民出版社1995年,第697页。

  作者简介:冯天瑜,中国近代史专家,教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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